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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的溯源及发展——读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重建》有感张梦妮

发布时间:2018-07-06   来源:读书笔记

费孝通老先生的《乡土中国》对中国乡村的特征和传统作了阐释和分析,而《乡土重建》则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国乡村现状及其与城市的关系,对中国乡村应如何发展进行了展望和分析。两本书的交织,向我们展示了经历了几千年历史沉淀的中国的乡土社会,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传统中国农民的生存环境和心理状态;从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挖掘中国乡村和城市的联系,发现中国乡村的发展之道。两本书虽然都是在几十年前所著,当时的社会条件与今相去甚远,但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处理乡村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关系上,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

《乡土中国》描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书名“乡土中国”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中的一种体系,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对中国基层社会产生影响。这本书从外在结构(即差序格局)和内在规则(即礼治秩序)两个方面论述,差序格局包括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和“男女有别”三小节,礼治秩序则包括“无讼”、“无为而治”、“长老统治”、“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五小节。

在中国基层社会,泥土和土地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中国乡村保持着聚居的生活状态;乡土社会中的人们诚实、互相信任。这些即是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本色。

文化与社会密不可分,人要在社会中生活,就必须形成文化。而乡土社会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因此并不需要文字,语言就足够文化的积累与传承。换句话说,若要实现文字下乡,就必须是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基层发生变化。

中国乡土社会的格局是同心马拉松圆,就像把石子扔进水中所产生的一圈圈的水波纹一样。在这个同心圆中,以自己为中心,形成各种社会关系,这既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西方社会讲究“权”,而中国社会攀关系、讲交情。现代国家观念中,在团体的基础上形成了个人主义,包括平等观念和宪法观念,认为团体中各分子地位平等,互不侵犯彼此权利,团体只能在个人愿交出的那份权利上控制个人。乡土社会并没有“团体”这个概念,中国传统思想是一切价值以“己”为中心主义。乡土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讲究尊卑、等级,“差序”即“伦”,是人交往网络中的纲纪。在差序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中国有个“私”的毛病:个人对公家的服务和责任上的“私”,因此常产生搭便车和公地悲剧的现象。乡土社会的群体界限因而是模糊的,反观西方社会唯一的群己界限就是国家这个团体。差序格局中的道德观念均是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孝、悌、忠、信,哪怕是“仁”也是退到私人关系上来讨论的。差序社会中没有一切普遍的标准,而是看道德和法律施以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如何,来决定用什么标准衡量。

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和法均是行为规范,二者的区别在于维持规范的力量不同。法律靠国家权力的推行,礼则靠传统来维持。礼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人是主动服礼的。而当环境发生改变时,老法子不能应付新问题时,就会形成“法治”。礼治与人治并不相同,人治有个人好恶,而礼治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这是乡土社会的本质。

费孝通认为权力分为四种:衡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和时势权力。横暴权力产生于上下之别和阶级斗争中;同意权力是指社会分工产生权利义务,其基础是社会契约;长老权力发生于社会继替中,产生于文化对社会新分子的强制作用中,是教化性的权力;时势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

乡土社会并不是完全静止不动的,而是变动速率很慢,其变动方式有社会继替和社会变迁两种,前者产生长老权力,后者产生时势权力。社会继替是指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社会变迁却是指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这两种过程并不是冲突的,而是同时存在的。同时,乡土社会中文化的变迁速率也很慢。

在了解了中国基层社会——乡土社会的源头和特征后,我们需要进一步着眼于其发展。

在《乡土重建》一书中,费孝通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剖析了中国乡土危机的经济与社会根源。费孝通分析了乡土社会农工混合的经济特质以及城乡间机械的经济循环模式,进而提出,正是乡土工业的崩溃激化了潜藏的土地问题,导致城乡关系紧张与社会矛盾叠加。因此,必须重整乡土工业,发展乡土工业本土化,建立新的合作性的社会组织,最终实现社会重组。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乡村和都会是相互关联的一体,即乡村与都会可能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也可能会势不两立、两败俱伤。一般而言,乡村与城市是一种循环关系,城市的地主阶级是消费群体,依靠土地所有权和高利贷吸收乡村的一部分土产品和资金,并通过购买农户手工业产品使小部分资金回到乡村;付出地租后的农业生产剩余不能满足农户的生存需求,农户需开辟家庭手工业来弥补生活开支。但是,这种城乡循环是一种片面的、不利于乡村发展的循环关系。

近代以来,西方机器化大生产、工业扩张进入中国,致使乡土工业崩溃,建基于其上的城乡之间的循环也逐渐瓦解了。费孝通认为,这正是乡土社会危机甚至是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中国社会的各种潜在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也全面暴露,形势十分严峻。另外,,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在于土地制度,尤其是租佃制度。如何扭转土地分配方式、优化土地制度成为必须思考的问题之一。土地问题的实质是人,或者说是社会关系问题。中国地主阶层的合理出路只有“放弃农业,开拓工业”,放弃阶级特权,放弃地租,转变阶级角色,即从寄生阶层变为服务阶层,构建城乡之间、农民地主之间相辅相助的经济配合体。

接下来,则进入了本书对中国乡村发展路径的展望部分。费孝通认为,要想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就必须重整乡土工业,发展乡土工业本土化,建立合作性的乡土工业,进而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最终达到社会重组的目的。费孝通期待一种乡土性的现代工业的建立——在家庭工业基础上建立合作性的乡土工业并成立服务工厂。而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改进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重组”的过程,不仅要求技术的革新,还要求将新的技术融合在人里。费孝通认为,农民的资本积累也是社会重组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一主张是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 是费孝通对社会变迁的一种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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