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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实的学问——初读《芮沐文集》有感(十二)

发布信息网站   发布时间:2020-08-08   发布者:pxwei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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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上世纪六十年代,芮沐先生在《新建设》杂志也有论文发表,题为“封建法制与所谓清官问题”,文载《新建设》1966年第3期——《新建设》出版至该年第5期后从此消失。

《新建设》封面。

同一主题,《政法研究》于同年举办了“关于封建清官的本质和作用问题座谈纪要”,芮先生与张国华、张晋藩、陈荷夫曾炳钧、沈国峰、刘兆兴、蔡云岭陈宝树等先生出席并发言,文载《政法研究》1966年第1期,之后该刊再出1期后停刊。

《政法研究》1964年第二期封面。

毋庸置疑,其时的政治气氛决定了这些论文或发言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相关刊物不久都被停刊就是明证。

我要讨论的芮先生同一时期就同一主题发表于《人民日报》的“谈马克思关于两种权利的一段话及其译文”(以下简称“译文”),载该报1966年3月31日,署名“申徒”。关于芮先生的笔名“申徒”,《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有关芮先生词条有介绍:“芮法学家。字吉士,笔名申徒。 《文集》收录的“美国和西欧的‘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一文同样署名“申徒”。我自己就“译文”的研读认为,该文出自芮先生之手,前引论文和发言也可佐证。

译文开篇写道:

在有关海瑞问题的讨论中,有些同志的论文曾经引用一八四二年十月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第一三五页以下)中有关习惯权利(法)的一段文字,以之作为辨析“清官”行为的根据。我觉得这段话引得不太全面、不太恰当。引用不当,部分原因可能是原文的某些段落和词句翻译得不够确切或不够明确。为了弄清楚马克思的原意,我把书中谈到习惯权利(法)的那一段,同原文前后进行了核对,对某些关键性词句作了一些我认为较合原意的修改。(文字以黑体字显示系笔者所为)现在把有关段落抄录于后,并把我理解马克思这一大段话所得的几点意见一并提出,供大家讨论时的参考。 

文中大段引用了马克思的原文——当然是芮先生自己的译文:

……在存在着普遍法律的时代,合理的习惯权利也就是制定法所规定的习惯,因为权利并不因为被制定为法律而不再是习惯,它只不再单纯是习惯罢了。对于一个有合法权利的人,法(权利)成为他自己的习惯;这个法将对没有合法权利的人贯彻执行,尽管它不是后者的习惯。权利(法)之为权利(法),并不取决于习惯是否合理这个偶然事实;相反,习惯成为合理的,却是因为权利被制定为法,因为习惯已成为国家的习惯。 

因此,作为同制定法并存的一种各别领域,习惯法(权利)只在这个法(权利)并存于法律之外,即只在习惯是制定法的一种预示的场合,才是合理的。因此,根本谈不到什么特权阶级的习惯权利。在法律里,特权阶级不仅使他们的合理权利得到承认,而且他们的不合理欲求甚至也还经常得到承认。特权阶级没有权利在法律之外还要求什么,因为法律已把他们权利的一切可能效果都预计在内了……

芮先生概况道:

从马克思上述这一长段话里,我认为有四点情况应该指出: 

(一)马克思在这里所要揭露的,主要是从德国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形成的资产阶级法的那种掩盖特权阶级兽性的普遍形式的假相。这正是当时《莱茵报》展开关于林木盗窃法辩论时德国一般法所表现的情况。这里,马克思并没有要着重揭示欧洲中世纪劳动人民在专断蛮横凶暴残酷的封建法制下所遭受的悲惨命运。 

(二)在揭露林木盗窃法的实质的辩论中,马克思无疑是在为贫民阶级伸张权利(贫民的习惯权利)。不过,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确也存在着一些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残余观念。而且,当时马克思是在德国容克大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进行辩论,在辩论中他不得不就普鲁士现行地方法的情况出发进行揭露与批判,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马克思在上述这段文字中一再指出,特权阶级的习惯权利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只可能是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剥削者血腥镇压与残酷压榨劳动人民血汗的兽性权利的表现。它是“违法的”,不合理的;这里所谓违法,马克思指的是违反法的人性理念。 

但是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些特权阶级的所谓习惯权利的整个内容,不论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包括它们一切可能的效果,都已全部预计于特权阶级法律之内了。他说:“他们没有权利在法律之外还要求什么。”他指出,这里“根本谈不到什么特权阶级的习惯权利”;如果还有什么的话,也只能是特权阶级的一些额外享受。 

(四)但是我认为马克思这一长段话中最重要的一点意思是:如果要谈剥削阶级法所反映的矛盾,指出其表现的二重性,要加以一分为二的话,那只能是“占有者的私权(法)和非占有者的私权(法)”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正象马克思所说,已由特权阶级立法者的“理智”加以统一,即统一于肯定剥削制度与维护特权阶级利益的一面了。贫民阶级的习惯权利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不可能得到任何法律形式的承认与肯定。 

根据上述意见,我认为从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所说的话里是得不出说明中国封建社会“清官”和“贪官”或豪强恶霸在观念上的区别的任何理论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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